黄志辉｜托尼的乡土中国重建方案与青年费孝通的三次系统回应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图片来源：百度图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费边社思想领袖托尼在《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中，细致地诊断了中国文明的特征，指出了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症结是技术停滞、组织松散、政治无能以及知识分子的形式主义。并且，托尼发现了中国城市中不断涌现“不在地主”现象，并以此判断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一种金融关系。费孝通是托尼上述观点的最好继承人，两者的学承关系不能仅仅从宗教伦理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还共享了同样的文明观以及社会史或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此外，费孝通还在《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重建》三本著作中，逐渐修正了托尼的观点，他对乡土工业的实践道路、城乡关系的具体判断、“不在地主”现象的本质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使命等方面的内容作了更为系统的叙事。
【关键词】托尼 费孝通 不在地主 合作组织 乡土重建
一、卜凯与托尼的中国土地研究：费孝通的选择
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受众多先贤所影响。他在晚年展开学术反思时说：“我的思想哪儿来的呢？应该说是从我的老师那儿来的。我的几个老师当中，第一个影响我的是吴文藻先生，第二个是潘光旦先生，然后是三个外国人，一个是Park，二是Shirokogorov，三是Malinowski。”此外，梁漱溟、陈寅恪、顾颉刚、弗斯、布朗等学术前辈也在其晚年的思想谱系之内被不断提及。不过，对青年时期的费孝通影响至深的英国学者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却没有在费孝通晚年所列的老师名单上出现。但我们在阅读《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重建》等一系列经典专著时，托尼简直如影随形。后者所著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曾经频繁地出现在青年费孝通的这些专著文字之中，且引用频率超出上述老师中的任何一位。费孝通在三本著作中多次声明，自己的土地研究以及对乡土重建路径的探讨，都是为了回应托尼所设计的中国复兴方案。
王铭铭明确看到了费孝通与托尼之间的学术关联，他和张瑞在整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笔记时，就清楚地发现了托尼所著《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影响了费孝通有关宗教伦理与世俗社会之间关系的论断。不过，王铭铭早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从江村到禄村：青年费孝通心史》的文章中，却没有提及青年费孝通的心灵是否受到托尼观点的激荡，彼时作者希望从费孝通的社会身份角度而非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直接关怀角度去探寻其思想的渊源。或许是因为土地经济、劳动、城乡关系这样的议题，与从“心史”或者“士绅”出发讨论的议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它们没有进入王铭铭的视野。杨清媚多少受其导师王铭铭的影响，所以在其博士论文《在绅士与知识分子之间》之中谈费孝通时，没有谈及托尼。不过，近来杨清媚同样从宗教与社会理论的角度出发，看到了托尼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对费孝通的宗教伦理观的影响。不仅如此，杨清媚还进一步发现了托尼对费孝通较为独立的影响，她系统梳理了托尼的土地与劳动研究与费孝通的几本民族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费孝通与托尼的学术关系，超越了费孝通与韦伯、桑巴特（W. Sombart）的关系。但是，杨清媚的知识社会学进路仍然没有给有关土地与社会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留下空间。王君柏撰文系统叙述了托尼与费孝通之间的学承关系，不过他并未将费孝通的几本民族志中关于如何回应托尼的观点作系统梳理。本文希望稍稍离开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角度，从政治经济议题和具体社会关怀出发，独立梳理《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对青年费孝通几本系统专著的影响。
托尼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的教授，其所著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出版于1932年。该书是托尼基于两个多月的考察以及同时代的卜凯（John Lossing Buck，费孝通翻译为“巴克”）、戴乐仁（J·B·Tayler）、陈翰笙、方显廷等学者的实证调查数据，写出的一本全面诊断中国问题的专著。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盛赞此书是观察中国最好的棱镜；亚当·塞利格曼（Adam B. Seligman）则称该书仍是农业问题研究者可以“持续开采的富矿”。费孝通于1936年至1938年之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细读过此书，并将此书当作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写作《禄村农田》与组织云南魁阁团队的调查研究时，托尼的问题意识被列为至关重要的回应对象。1947年1月30日，托尼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特意为费孝通主持了一场国际学术论坛。此时的费孝通，正值“李、闻事件”而受到白色恐吓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避难，恰好应邀参会并发表演讲。演讲过程中，费孝通三度回应托尼。但他的回应并不只是指向著名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论题，而仍然主要是《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的延续性对话。《乡土重建》一书的长篇自序，就是费孝通此次会议的讲稿。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方兴未艾。尤其是卜凯的中国农业经济调查，当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卜凯所著的《中国农家经济》与《中国土地利用》二书全面进入了青年费孝通的视野。但为何费孝通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与土地问题时，在问题的设定与解决方向上却更偏向于托尼？这一点并非无关宏旨，它既是方法论的问题，也是理解费孝通如何组建其乡土重建方案的前提。在全面论述托尼的中国重建方案之前，我想基于费孝通自身的表述，指出他为何选择托尼而不是卜凯的原因。
在整个20世纪，作为一个经济史家，托尼在中国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所受到的待遇让人愕然。其关于英国中世纪结束前后的土地与农民研究，几乎没有进入中国经济学界的视野。《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也被经济学家视为一本文化泛谈的书籍。例如，凭借对该书的简单判断，张五常就曾说“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经济学家们推崇的是卜凯，缘由是后者组织了大量调查员，用问卷的形式收集了海量的资料。这对于青睐数字模型的经济学研究来说，自然是十分亲近的。当然，卜凯在中国20世纪早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怎么描述都不为过，他的著作几乎是该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献。然而，费孝通似乎对卜凯的研究并不买账。与张五常完全相反，费孝通在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时高举托尼的旗帜，而对卜凯仅抱以冷静的尊重。
卜凯着重使用了类型学的方法展开调查。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中，他在土地所有者、半所有者和佃农的分类基础上，得出了中美两国内的租佃关系大致相当的结论。这让费孝通难以接受。即使在当下，许多研究中国土地的学者也仍然认为中美两国的农场存在根本差异。卜凯为了追问不同类型下的经济效率，实际上并不太关心对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情境分析，对于土地之上的复杂社会网络也相对忽略，至于历史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更加不在其讨论范围之内了。“因此，他自己明显不感兴趣的土地所有权和租佃关系，被看做是一个次要问题。”但这并不促成费孝通对卜凯的根本性不满。费孝通公正地认为，不能因此去批评卜凯，卜凯自己本就没有打算去研究租佃关系。“因为这并不是他的研究目的，尽管有时候他的确针对‘所谓的土地占有状况’中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发表过看法。”
然而，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一片茫茫的丛林，过度挥砍丛林中的枝蔓荆棘，之后呈现的结论虽然精巧，但却难与实际情形相符。立志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考察中国的青年费孝通，怎么会弃社会制度与古旧文化于不顾？“我们应该问一问，不考虑农村问题的制度化背景，我们的研究可以走得多远？我想纯粹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来谈谈这个问题。”于是，费孝通质疑卜凯：“很明显，当他得出这些结论的时候，他不仅假定了在中国和美国租佃关系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把租佃关系这一问题同其他拥有丰富资料的根本性事实，比如农田规模、租率、生活标准、营养状况等等，分离开来。这例证了社会调查所带有的忽视单个事项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即制度性背景的危险。”
在费孝通看来，关注土地制度的社会人类学与关注土地效率的经济学决然不可分割。尤其是在中国，各种土地类型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一个名义上被定义的自耕农，可能同时租佃了少量土地，亦即是一名佃农；在农忙季节的不同时段，还可能是他人地块上的雇工；为补充日常生活的短缺，农民还要想方设法变现自己的劳力。各种交叉的社会关系，而非小农园内的方寸土地，构成了农民总体而又多元的生活源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家庭的维系和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出现问题。因此，如果不首先解决文化认识论的问题，经济学的效率研究就是伪问题。在这一点上，费孝通与托尼达成了最大的默契。
但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费孝通认为卜凯不懂中国农村的土地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也就罢了，关键是其资料也漏洞百出。由于卜凯的分类学过于武断，使得他的问卷设计也出现了诸多漏洞。费孝通明确指出：
在这一调查中，按照美国的惯例，村民们被分成地主、半地主、佃农和无地雇农，以及不从事农作的村民这几类。在各个不同省份的研究中都使用了这同一种分类方法，并且假定所获数据具有可比性，然而，遗憾的是，在云南，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集体所有者，比如家族佃农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同那些私人所有者的佃农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本质的差别。但是，由于显然是由那些不了解云南情况的人准备的问卷表中并没有列出的单独的类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佃农被划入了同一种类别。当云南的佃农的数据同江苏佃农的数据作比较时，出现了一些更不可靠的结论，因为云南的集体所有者的佃农的处境与江苏的向不在地地主租种土地的佃农的处境是完全不能比较的。
在卜凯的数据中，这样的研究设计问题并不是孤例。此外，费孝通发现，卜凯的问卷数据收集者都是“不能胜任”的外行。许多调查者在询问村民时，遭到了善意的嘲弄。“巴克书中关于云南农村大米的产量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只能怀疑调查员把未脱壳的稻谷当成去壳的大米计算了。只要基础数据是由对调查工作不感兴趣并对研究结果不分担责任的学生们收集的，要想避免这些误差是很困难的。”而且这种误差是因为根本性的研究设计缺陷，以致无法在“平均”之后得出一个接近真实的数据。
当卜凯心心念念认为自己的数据还可以为其他学者所用时，费孝通却用了极少见的嘲讽语气。有意思的是，这一丝嘲讽之中还把托尼带了出来：“看看在何种程度上以这种未经训练的人按孤立的方式收集的数据资料能够被其他专家甚或像托尼教授这样的高级学者值得信赖的使用，将是十分有趣的。”
托尼在描述中国的土地经济与劳力状况时，多次使用了卜凯的数据。但托尼使用的前提是他对中国文化复杂性的认识，将那些纯粹的农业经济统计学数据，紧紧嵌入对社会文化的判断之中。在托尼那里，关于土地的政治经济学，与土地之上的社会人类学发生了重要的交汇。托尼同样委婉地批评了卜凯：“如果不了解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仅仅把农民划分成自耕农和佃农，有时候非但不能揭示出事实，反而会掩盖真相。”
在托尼那里，青年费孝通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为全面、辩证的通道，他说：“托尼教授并没有把自己看做一个农业专家。从他的智慧和经验出发，他完全认识到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问题应该在一个比‘土地利用类型’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加以限定。”与托尼一样，费孝通在进入土地研究的“丛林”之前，谨慎、立体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并将总体性的判断带入了丛林之中。因为一旦进入丛林，就容易忘记林中所见的风景只是一个局部。在阅读了托尼的中国研究著作之后，《江村经济》的书写脉络明显同时交织着托尼的箴言和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教诲，并持续贯穿在青年费孝通的文字之中。而在《云南三村》英文版（Earthbound China）的导言中，费孝通直言不讳：“在我们看来，这一研究领域最好的一本书，是托尼教授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这是在当时所能得到数据的基础上，对1931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所作的一个总结。所有的数据都来自其他调查者的工作。托尼的结论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所提供的事实材料，而且还因为它是在中国所发生的总体经济变迁——一个可以和发生在工业革命时代欧洲的变迁相媲美的变动——的背景中来解释数据资料的。”
要强调的是，青年费孝通的中国土地研究以及他所提出的“乡土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样受到了来自当时形形色色的乡村建设理论家或乡村建设实践者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在整个《费孝通文集》中多处看到他对梁漱溟、张东荪、晏阳初、吴景超、董时进等学者有关问题的回应。但是，在对中国文明的判断、发展问题的症结和实践路径等层面，我们实难看到在托尼之外，青年费孝通还会受到谁如此系统的影响，并对其如此重视。因此，全面梳理《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对青年费孝通的影响，再结合以往学者从宗教伦理观出发探讨的两者之间的学承关系，我们就能看到托尼与费孝通之间的立体联系。
二、托尼的遗产：“成熟文明”视野下的乡土建设方案
（一）托尼的“成熟文明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国寻找救世出路的学者众多，但不带预设直面中国历史与现实境况的设计师却凤毛麟角。作为英国费边社的思想领袖，托尼系统地讨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宗教与社会起源，并与韦伯的理想型分析进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此外，他立足丰富史料探讨了16世纪英国“三农”问题的结构性症结，并详细追问英国农民如何转变为工人，传统农业又依循何种路径走向了资本主义农业。《16世纪的农村问题》一书，是他在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在面临中国的类似问题时，这位老练的知识猎人却告诫读者，以往的知识探求航路并不适用于锚定东方港湾。
摩尔在评价托尼的研究时说：“托尼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只是欧洲农村问题的重复。托尼拒绝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做简单类比，他提出，20世纪的中国问题实际上是具有经济文明特定阶段属性特征的一种问题。”托尼自己也明确说：“中国，正是在她自身，在她自身的历史文化中，我们才能根据她的现代化需要，作出重新发现和重新解释。”因此，没有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作为前提，任何问题诊断与发展方案都是孤陋偏颇的“现在中心主义”。托尼能够自觉阻断轻车熟路的研究路径，却没忘记中、英问题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即怎样在寻求经济出路之前，基于事实观察来定位古旧文明的性质，这是进一步提出济世方案的北斗之星。
中国农业文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托尼在《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的“导论”中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农民用铁制工具耕地的时候，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继而，在欧洲人开始使用钢制工具时，中国农民仍在使用铁制农具。中国所具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人从未觉得有必要对这种制度和组织进行改良，或使用其他制度替代自己的制度。”技术停滞是托尼对中国农业问题的重要诊断，但他的诊断不是要在吵闹的“体用之争”中做出选择。导致农技的裹足不前是农业文明的惯性使然，它折射出文明内在的动力不足以及社会组织发育不良的弊端。
在20世纪初期，这种被认为是内卷的文明形态，遭遇了西方工业的冲击。社会的解组、变革与革命，都挤在不足一代人的时空中发生了。巨变洪流中所裹挟的元素形形色色，但托尼未以保守的姿态去守护传统，也未曾像激进的革命者那样摒弃以往的一切。他仍然以冷静的姿态观察巨变中产生的混杂组合。“五四”文化复兴、民族主义、军阀混战、革命主义、工业兴起、宗族崩散，托尼看到了这些力量在相互作用，拒绝以其中的任何一个立场做出判断。这种系统论观点与他的文明判断是一致的：“产生动荡的熔炉是一种成熟的文明，有着丰富的成熟经验以及严谨的品行准则，并结合了对西方实际成就的切实尊重，和对其自身价值系统中道德优越性的自信，忘记了这一切，会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费孝通在阅读托尼的书籍之前，已经在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 Park）的课堂上接受了中国文明是一种“完成了的文明”的判断。所谓完成了的文明，其最大特征就是将以往的传统文化规范无限期地当作未来一切行动的丈量准绳。无论是托尼的成熟文明观还是帕克的完成文明观，费孝通认为都应成为中国经济变革需要直面的文化基础。这也意味着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内部有着一座坚固的高墙大坝，任何改造的方案都将面临巨大的文化障碍。
（二）中国农业的问题诊断：传统与现代的两个危机
古老文明以其强大的蓄容能力积攒了大量的人口。托尼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中国一些地方的农民，就像常年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之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足以陷入灭顶之灾。他认为中国的人口过于庞大，以至于现有资源不足以供养中国的人口。“他们之所以免于饿死，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令人敬佩的创造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部分是因为中国家族中的共产主义，部分是因为他们减少了自己的必要消费，并耗尽了自己的体能资本（physical capital）。”托尼认为中国必须摆脱这种饥饿经济。费孝通后来在《云南三村》《乡土重建》中与这种饥饿经济作了对话，他将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称之为削减欲望的消遣经济或匮乏经济。正是因为这种“饥饿”与“匮乏”，才需要在农业以外去寻找出路。
中国农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被托尼视作中国农业整体规划需要注意的根本问题。后来的诸多农业经济研究者也不断指出，这种微小农业的经营效率十分低下，完全依靠内卷化的经营方式，无限地投入劳力来维持。一方面，托尼给足了中国读者以安慰，他认为这种微型地块上展现的农业图景诚然是一种农业艺术，并且，这种农业艺术“从来没有得到过系统知识的帮助，完全是农民个人技巧的成就，所以，中国的农业理应得到喝彩”。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农艺的生成是几千年的劳力累加得到的。“那些欣赏中国农民技术专长的人，似乎又每每忘却了中国农民为获得这种成功所投入的人力成本。人们可能会为中国农民在对抗巨大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奇迹般的创造力而喝彩，但也对造就这种奇迹般的环境与条件感到遗憾。”农用土地的小块分散，必然浪费农民的时间和劳动，也妨碍了排水、灌溉以及农作物病疫的防治，关键的是，古旧的农业耕作方式未能对农业科学的最新进步提供应有的刺激。没有技术突破或者不愿意自觉地展开农业的改造，是农业文明发展的一个瓶颈。依靠人力的大量投入，单位土地上确实可能维持高产。但土地的繁荣并不意味着人的繁荣。用黄宗智的概念来说，“内卷化的劳力密集型耕作”实际上是一种高危经济。
此外，合作性不足是传统农业危机的另一种体现。托尼看到中国乡村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农民为市场而耕作的程度也要比以往的想象高很多（当然会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农家的贸易如此重要，那么关于成本、价格以及交易、信贷的问题就十分重要了。农民个体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在交通运输、市场议价等方面，投入了过高的成本。根本原因就在于组织性不强，以致只能被动地适应市场。
托尼并不认为中国是“集约农业”。我们都熟知弗里德曼、魏特夫等人由于水利灌溉的合作需求而判定中国的农业是集约耕作。但是，托尼认为，集体维护水利的动力并不是来自民间社会本身，而更多的是自上而下为税收经济和维持政治秩序而生的。在农业生产方式的革新、农具的发明创新以及耕作方法的更替上，丝毫没有集体合作可言。集体合作的缺乏，导致中国农业迟迟无法获得其“现代性”，科学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很难在中国产生。
如果说内卷、低效以及缺乏合作的耕作方式是托尼对传统农业的诊断，那么20世纪的中国“三农”问题还面临了更大的现代危机。那就是土地权向城市的外流和大量“不在地主”的出现，传统的租佃关系在现代工业的侵袭下发生了变质。在《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中，托尼详细论述了佃农群体的生产方式及其“租佃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托尼认为中国城市的工商业主通过对城郊乡村土地的投资，形成一批不在地主。“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土地的所有者有别于土地耕作者，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以及共同政策的独立群体。然而，由于在外地主（即不在地主——笔者注）现象日渐普遍，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改变……在外地主并不居住在土地所在地的乡村，他们与农业的关系纯粹是金融关系……这种现象发展得最快的地方，当然是大城市附近。”该问题后来成为青年费孝通频繁回应的焦点。
（三）救世方略一：抵御不在地主的资本风险、建立合作组织和推动工业建设
农业是一个累积资金较为缓慢的产业，而且在春天播种和秋天收获之间必须要找到资金来维持生计。小农的微薄资金储蓄根本不够供应日常开销。因此托尼认为，在所有以小农经营耕作为主的国家里，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工资收入问题，而是资金借贷问题。不在地主大量出现，使农民个体直接暴露在资本面前，这些资本逐渐开始购买农村土地，掌控农业中国的经济命脉，随后自耕农开始消失，佃农增加。尤其是在城郊附近，很难见到自耕农比例高的村庄，不在地主及其金融资本不仅没有反馈乡土社会，而且在更加急剧地抽空中国农村。城市资本只看重地租、利息。“中国农村迫切需要资本，而中国的资本却并不拿来用之于农业改良，反而是在上海转用于土地价格投机。”农业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组织的一系列乡村建设运动，在托尼看来十分失败。如果想求助于国民政府解决资金借贷问题，那也无异于镜花水月。在政府难以自保的年代，农民怎样解决乡村社会中的金融与借贷问题？托尼认为迫切需要建设合作组织。传统的合作组织顶多只是防御风险的性质，完全不具有农业改良和资本筹措的目的，因此托尼召唤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合作组织。他看到农村土地权的外流所依靠的高利贷这个中介方式，借高利贷需要抵押，土地成了最好的抵押品。高利贷给城市资本以最好的可乘之机，导致了土地权的高速外流。
“自古以来农民就对放高利贷和垄断者深恶痛绝……一个自然的补救办法就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联合行动，一起谋求贷款，为农产品销售寻找市场，购买必需品。”托尼所设计的合作方案是全方位的，完全是出于一个人文社会主义者的总体关怀。除筹集资本以外，在交通建设与科技发明上，要组织力量共同推动；在购买、生产、信贷、销售等领域，由农民合作组织来展开；破除小农的那种虚假独立性形式，建立真正的集约农业，将分散的农业集合成大农场，他认为这是各国农业发展都应具备的进步条件。此外，托尼认为合作的真正动力，不是停留在对愿景的宣传、阐述上，而是要由政府来推动合作的革命。托尼强调，这种全面的合作“是现今发现的能够保护小农使他们免于放债人和中间商剥削的唯一办法，也是将小农们组织起来协力互助并采取集体行动的唯一办法”。
如果说推进合作运动是在乡土社会内的渐进改革方案，那么推动工业建设则是托尼认为最直接的经济改革。托尼认为，使用机械动力的制造工业与矿业，是至为根本的救济措施。但是托尼并未像后来的费孝通那样倡导城市与乡村工业并进的思路（尤其是发展分散性的乡土工业），而是寄希望于国民政府推动城市工业建设，转移农村压力。虽然费孝通同意托尼关于建设合作组织的建议，但两者关于工业建设方案的具体实施路径则大异其趣。托尼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是为了提高农民抵御风险、共办农事的能力，他并没有系统论述组织建设与工业建设的关系；而费孝通则明确希望用合作组织来推动乡土工业的发展。
（四）救世方略二：直面溃烂的政治体系与断裂的知识分子
我们应该看到，创建一个有效的政府体制是托尼的方案中极为明确的首要前提。“他们必须创建一个稳固而统一的政治体制，没有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任何国家独立和经济建设都只是空谈。”托尼希望国民政府主动表明愿意直接触及普通民众生活的态度，而不是停留在遥不可及的抽象宣言之上。交通、科技、教育等技术性的内容，需要获得政治上的认可，并由稳健的主体来推行。这里显现了托尼务实的政治经济学救世路径，即认为关于工业建设、合作组织及教育改革，需要以一个强大的政治国家作为前提。
然而，托尼发现国民政府的“滥权”体制和官员的不作为将使一切乡土建设方案化为泡影。“这些官员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发挥他们本应发挥，且凭其人员素质本可以发挥的影响。”在实际情形中，托尼观察到国民政府垄断言论，拒绝批评；即使在历史长流中，托尼也断言中国不存在有效政治，或曰以往所谓的政治不过是以掩盖改朝换代时争权夺利的原始斗争而告终。因此，按托尼的观点来看，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有机的政治体系，要么是让国民党及其政府做出巨大的自我革命，要么是重新召唤一个能够解决时代问题、扎根农业文明的政党出现。但谈何容易？
官员群体已让托尼大失所望。那么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呢？令托尼十分沮丧的是，知识群体提出的建立在“主义”和西学基础之上的各种救世方案，犹如沙滩上的无根堡垒。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图景的无知，让托尼简直匪夷所思。他说过一句稍显夸大但也接近实际的话：“五十多所中国大学里的政治学教授们没有一位能够说清楚，在中国的30个省、100余座城市以及1900多个县城及50多万个乡村中，哪怕2个或者3个省的市县乡的实际行政情况。”在托尼看来，民国之后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他们对西学舶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了解，要比对自身文化母体的真实架构还要清楚。国民政府的学者“对海牙国际法庭以及美国高等法院如何行使职权”的熟悉程度要远甚于自己家门口的现实状况。
西化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大众格格不入，各种虚无的主义在沉疴遍地的社会面前，极具讽刺性。原理与实践、规划与实施、言语与行动之间均发生了巨大的断裂和分离。作为一名实地观察者，托尼对知识阶层与普通大众的隔绝状况极为惊诧。
教育这个工具似乎只是从一个阶层上升到另一个阶层的阶梯，并没有成为提高普通大众知识素养和增进社会福祉的平台。学校里舞文弄墨、装腔作势的人太多，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对下一代的教育无非是一种机械性的复制，甚至更加愚化年轻人。“大学的氛围就像温室，而不像原野。中国的教育在很多时候看起来，就像是故意用教育方法使下一代人变得愚蠢，变得神经质，变得了然无趣……除非知识阶层与大众的鸿沟能够填平，否则民族的团结不过是一句空话。”
知识分子的机械性及其与真实社会的脱节，官员的腐败与滥权，加上文字传统的惯习熏染，使中国官员及知识分子共同构建了中国毫无实效的“文牍政治”：“中国的政治以发表宣言为始，亦以发表宣言为终。中国人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一个报告接着一个报告。立法会议制定了那么多的法条，编纂的法律文书卷帙浩繁、堆积如山。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机器来传输这些动力，轮子也无法运转。就好像一台机器出了毛病，大家不去修理机器，反而坐下来写出一篇《论机器出毛病》的论文，然后通过一个议案，称这件事情应该明天开始办。”总之，知识分子与官员一样，停留在繁多的主义、文牍、方案、计划的口舌之争上，行动者寥寥。
然而，面对溃烂的政治与断裂的知识界，托尼还不忘提醒自己：仅仅是猛烈批评目前的现象还远远不够，纯粹的批评无非只是一遍遍的诅咒，于事无补。他仍然呼吁政府与知识界要面向社会本身，在行政机构中破除文牍政治，在大学教育中开设面向中国现实的应用课程，解聘那些完全不懂自己国家现实的西学“布谷鸟”，聘请具有实际经验的专家，甚至可以派人前往国外实习。但是外国经验可以借鉴，不可照搬。欧美的已有方案和路径不是具有思想指导性的，而是工具性的。托尼希望知识分子回到基层，让不在地主的资本回馈农村，落实基础工业建设。这些观点后来在费孝通的《乡土重建》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回应。
三、费孝通对托尼的三次系统回应与发展
（一）《江村经济》：不在地主假设的验证、合作组织建设与农工相辅的变革
针对托尼诊断中国的各种观点，《江村经济》几乎都有回应。其中，有两个观点是费孝通最为关注的：一是城市不在地主与乡村佃农之间开始呈现出一种金融关系，二是乡村发展的最大出路是发展农村合作组织与工业建设。
托尼关于不在地主的判断几乎得到了费孝通的全盘验证（但随后在《禄村农田》中又作了巨大修正）。费孝通在江村的调查资料显示，该村约有2／3的田底权被城镇中的不在地主集团所占有。不在地主的大量涌现，意味着传统地权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以往的地主、佃户共处一个社区，租佃关系、土地分配是相对稳定的；即使有少量地主居住在城镇，也仍然与佃户保持租佃关系而非金融关系。传统乡村的土地并不单单是生产的资料，它同时与权力、地位、名誉联系整合在一起，土地关系就是人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可视的。但是不在地主制度产生之后，性质就变了。尤其是托尼所谓的城乡之间金融投资关系的出现，导致了乡土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原因在于：城镇资本对乡村进行投资，看重的是以土地为媒介而产生的货币利息，而非以往的分成地租。同时，城镇市场中的土地价值与乡土社会中的真实价值存在一定的差距。土地的价值寓于佃户交租的能力之中，不在地主试图排除村社内部的道德约束以及不可控天气因素的干扰，将农村土地的利润来源视作一种金融常态。费孝通说：“田底所有权仅仅表明对地租的一种权利，这种所有权可以像买卖债券和股票那样在市场上出售，……由于城里土地市场的交易自由，地主和他们占有的土地之间的个人关系缩减到最小的程度。大多数不在地主对于土地的位置、土地上种的庄稼，甚至对于交租的人都一无所知。他们的惟一兴趣就是租金本身。”这样一来，土地被“虚拟化”之后，传统社区内的土地经济阀门被打开，从而面向更广大的资本市场。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接受了托尼的逻辑：只有当城乡金融关系密切的时候才出现不在地主制度，城市资本下乡投资，地权外流，乡村衰竭。这种形式理性的思维进路在某种程度上将资本入侵视作乡村社区解组的最关键原因，费孝通后来对这一观点作了修正。
在合作组织的建设与乡村工业的推动上，托尼与费孝通的观点基本接近，但略有差异。
托尼认为中国农业的科学性不足，首要在于生产形态的合作性不足。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回应指出，农户之间并非没有合作。家庭内成员根据不同年龄、性别的分工，村社内对水利、道路、机械的公共分配一直存在，但是这些劳动合作与组织，并不是服务于更为高效的集约生产，而是在土地细分基础上的小农耕作。由于劳力充足，在农地上不断地添加劳动力就可以弥补技术突破的匮乏，从而没有合作起来推动高效农业的动力。
传统乡村中的互助会组织，一般是在农业的常态中运行的，当其中少数人遇到青黄不接或者天灾人祸等无法躲避的窘境时，它能够进行救助。但如果一个社区中的所有成员悉数遭殃，那就难以奏效了。尤其是在世界性的工业资本席卷天下时，传统互助会所遭遇的侵蚀是难以预料的。要成立新的互助会，必须要考虑大的金融灾害的侵袭。例如，高利贷资金进入乡村后，由于借贷个体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容易以田底权相抵，造成土地权的外流。费孝通承接托尼的判断，说：“高利贷的存在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农民的组织性越弱，乡村就越难以与城市并进发展，遑论抗衡。因此，费孝通与托尼一样，希望倡导在乡土社会中建立起基于资金借贷、农工生产、消费分配的合作组织。
倡导建立合作组织，不仅是为了应对农业生产，而且是希望组织建立乡土工业。托尼的工业发展方案并没有考虑乡土社会内部的手工业，费孝通则在《江村经济》中初步提出了乡土工业本身的重要性，他说：“在目前的土地占有制下，农民以付租的形式，为城镇提供了日益增多的产品，而农民却没有办法从城镇收回等量的东西。……农村地区的迅速衰退打乱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平衡。广义地说，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具体地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蚕丝价格的降低是由于生产和需求之间缺乏调节。”费孝通其实已经意识到农村问题的首要根源不是农业本身的不发达，而是工业的衰退。
合作组织的建设，可以抵御城市不在地主的金融风险，而且可以辅助振兴农村中的工业。费孝通跟费达生说：“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费达生在江村建设缫丝厂前后，劳力、资金的合作入股与相互合作的生产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则，基于投入比例计算的公平分配也是该厂的运行准则。费孝通同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推进了托尼的工业建设设想。关键的是，费孝通的乡村工业是在地化的实践，与农业经济结合在一起，与社会组织的变革也联系在一起。这一点直至费孝通晚年仍一直坚持。
还应该强调的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调查及相关的发展方案设计，是以他对自身所处文明的判断为前提的。该书的前半部分没有直接描述西化对中国乡村的冲击波。一方面，他认为传统文化将继续在新的变革间隙发挥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唯有分析当下经济现象中的文化内核，才能为新的经济方案找到方向。这种内发视野与托尼在《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中对中西学者提出的戒律是一致的：脱离了中国的文化惯性，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误解。
（二）《禄村农田》的消遣经济观及其对托尼的修正
《江村经济》写完之后，费孝通并未停止对江村之外广阔农村的追问。从伦敦回来之后，费先生在云南立刻展开了进一步的思考。这个思考与托尼之问密切相关：“一个受现代工业影响尚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中，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
在《禄村农田》一书中，费孝通再次重点回应了托尼提出的不在地主现象和城市金融问题。他觉得江村与托尼的观察“颇为吻合”，但是，禄村调查的结果，却和这种说法不合了。通过比较，他发现禄村的农田单位产量要高于江村，但却不存在不在地主现象，地权关系主要集中在社区之内。村社之内的地权流动主要是因为偿还高利贷，而高利贷的产生则一般源于婚丧嫁娶或其他文化仪式对资金的需求。村民很少借钱，因为土地上的农业利润很低，远低于资金借贷利息。所以，费孝通说利用都市资本来经营农田的行为是“憨包”的表现。
托尼太过注重土地的资本回报了，因此费孝通认为禄村的案例证伪了土地生产力低效与地权流动静止之间的正面相关关系。对比在江苏和云南的两个研究，费孝通发现农村金融的“竭蹶”是导致土地权外流的根本原因。而竭蹶又是农村自留资金减少以及资金输出增加所导致的。为什么靠近都市的农村金融容易竭蹶？此外费孝通还要进一步追问，是靠近什么样的都市？费孝通认为，如果都市意味着工商业发达，问题就会被转置成工商业的发达与农村土地权外流有什么关系了。是由于工商业产品流入农村导致农民消费增加从而卖地的吗？为什么近代以来靠近都市的农村土地权不断流入城市呢？费孝通给出的缘由就是“自给性的降落”：“自给性的降低，就是说以前自己可以供给的手工业消费品，现在不再由自己供给了。都市工商业的现代化，使农村原有的手工业不能维持，这样减少了农家的收入，使农村除了农产物之外，没有其他力量来吸收都市资金。”
传统农村社区中保留了诸如纺织、工匠这样的手工业，可以吸收回来一部分资金，以平衡家庭消费。因此在乡镇之间，存在着一条输入和输出的平衡通道。但现代工业的发达却把这种平衡打破了。手工业敌不过机器工业，一旦手工业崩溃，农村金融的竭蹶跟着就到。“这样看来，农村土地权的外流，和都市确有关系。可是这关系并不像Tawney所说，是因为靠近都市的农田生产力高自然有吸收都市资本的倾向，而是在靠近都市的农村，凡有传统手工业的不易抵挡现代工业的竞争，容易发生金融竭蹶。换句话来说：土地权外流不一定是靠近都市的农村必遭的命运，若是一个原来就不靠手工业来维持的农村，它遭遇到都市的威胁，决不会那样严重。”
费孝通不满于托尼的观点，即认为城市资本与农村土地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金融投资的关系，这是一种经典的基于土地肥力的地租理论。“托尼特别提到的用于解释租佃关系的发展的土地的肥力，只是这一情境中的一个次要的有影响的因素，尽管它也很重要。土地肥力只是使得租佃关系变得可能，但它本身并不足以产生租佃关系。”费孝通修正了托尼的观点，指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问题之源不在金融而在劳力的出路。如果城市有效吸收了禄村的劳力，禄村的命运就会被改变。他说：“都市的工业和乡村的农业竞争劳工时，农业才有改良的希望。我在第三章的开端已提到Tawney的名言：中国的问题，其实十分简单，就是资源不足，人口太多。工业发达增加了资源，减低了农田所负担的人口压力。在这过程中，人的劳力价值提高，农田的经营中才值得利用节省人力的机器。”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发展有针对性的工业。乡土社会中依靠农业是无法实现财富积累的。基于农作本身的财富积累没有长久性，富裕的地主即使在一二代内产生，也会在持续的家庭细胞分裂中瓦解。“但是工业却不同。通过它，财富可以持续地积累。当来自工业的财富被用于购买土地时，购买力将是持久的，因此由于分家而造成的破坏性力量将不再起作用，因而，地主阶级的地位将或多或少变得更为稳固。”但要发展什么样的工业呢？难道一定要向托尼说的那样，走大工业发展道路吗？费孝通指出：“西方的工业革命至少威胁到了中国农村的小农们成为工业家的潜在劳动能力。对于没有组织起来的自营小手工业者的大众来说，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
费孝通同意托尼关于建设合作化组织的观点，但是这一建设必须因应具体的工农改革。“回到依靠手工业来补充农民家庭收入的不足这一传统原则上去并不意味着保留古老的工业技术。力争在村庄里保持传统的工业实践是不现实的。我们所应该保留的是作为传统工业形式——即与中国农村情势相配合的分散了的工业——的基础的根本原则。……中国的现代工业应该以一种能尽可能广泛地分配由改进了的技术方法所带来的利润的方式而组织起来。假定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将推荐分散的工业体系。……更为根本的是为人民大众拓展工业机会，这一考虑促使我们在经济组织中提倡合作原则。”
《禄村农田》的研究给费孝通提供了一个发展托尼重建方案的具体例证。但无论采取怎样的方案，他都没忘记从文化视野去观察经济出路。通过田野调查，费孝通发现禄村人普遍具有“宁愿少得，不愿劳动”的心态。他比较了中西经济观的差异，认为西方的经济逻辑建立在“以最少痛苦换取最大快感”的假设上，一个人越希望享乐、消费，越需要耐苦劳动、生产。欧洲的桑巴特、韦伯，以及托尼等人认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深深地筑在中世纪传下的宗教精神上，并将“此岸”的生产与“彼岸”的消费割裂，是一种充满着宗教色彩的非人本主义观。费孝通将这种经济观称作“迂腐”的，其迂腐之源在于缺少了一种灵动的社会关系视角。“生产是增加物品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一定要和消费者发生关系之后，才能出现，所以生产本身是以消费为不可缺的完成条件，效用并不是物的内在性而是和消费者所具有的关系。”禄村人民的劳动，不是独立的生产；农民产出的谷子，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会进入人的肚子。
由此，费孝通提出了“消遣经济”的概念。“欲望的满足不一定要看做是快感的源泉，若说这种行为不是快感的创造，而是痛苦的避免，也一样可以言之成理的。”农民通过减少欲望，仍然可以享受其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如果说劳动之痛大于忍受欲望之痛，那么大可不必劳动，反之，如果忍受欲望的痛苦大于劳动的不幸，那么人们就应该劳动。这是费孝通消遣经济观的精髓之处，中国文化中隐藏的这种“消费观”或许能提供一个理解今日中国经济的角度。
至此，费孝通不仅发展了托尼关于城乡关系的命题以及工业变革的具体路径，而且从文明视角回应了部分工业应该扎根乡土的文化缘由。可以说他这两本专著最为集中回应的对象就是托尼。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民族志可谓“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典范，其书写逻辑是贯彻了文化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维度的。也就是说，马林诺夫斯基与托尼都对费孝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乡土重建：“匮乏经济”的文化症结以及知识分子的乡土复原
1947年初，费孝通参加了托尼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持的国际学术会议，其演讲题目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这也是《乡土重建》一书的开篇内容。费孝通认为托尼揭示了西方“丰裕经济”的精神起源，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西洋宗教观的历史关系，资本主义丰裕社会之所以在英国产生，是因为人们有一套“无餍求得”的精神文化支撑。但是他强调，同时代的中国并没有无餍求得的“营市文化”，离丰裕经济更是遥遥有距。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接续他在《禄村农田》中的“消遣经济”概念，用“匮乏经济”的概念来概括中国的经济文化状态，以回应托尼的演讲。
如果说费孝通在《禄村农田》中提出的“消遣经济”还保留了对中国农民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判断的话，那么在论述“匮乏经济”的文化根由时，它就变成了其时中国的“症结”了。费孝通论述的核心是土地与人力如何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中和位育”的格局（他引用潘光旦的译法，将“位育”翻译成“adaptation”），以形成“匮乏”经济的状态。其逻辑在于：第一，中国的旧世界是个匮乏的世界，人多地少，众人涌向土地求生，土地之上从来不缺少耕作的人力，也就失却了改造农技、提高效率的动力，“劳力便宜，节省劳力的工具不必发生……技术停顿和匮乏经济互为因果，一直维持了几千年的中国的社会”。第二，农事是季候性的生产，消费却是终年的常态，有限的产量需要维持长久的生活，必定要抑制消费。第三，趋求稳定的农地生产方式与儒家的身份安排，让人不会去轻易地冒险，刘邦、项羽、朱元璋毕竟是少数。“没有机会的匮乏经济中是担当不起这一种英雄气概的”。所以，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倡导克己复礼、安分知足，“这一套价值观念是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的，共同维持着这个技术停顿、社会静止的局面”。
费孝通认为这种匮乏经济无法在大转变时代继续维持。即使他承认传统社会曾经给予若干人生活的幸福或乐趣，但他明确表示“决不愿意对这传统有丝毫的留恋”。不过，不留恋并不是说他要全盘抛弃。费孝通赞成在中国原有的乡土社会中改造社会组织，尤其是在传统乡土工业破败后，可以通过改良传统社会中的人来适应新的工业秩序。他可以接受社会解组并重建社会的思路，但不接受全面溃败的结论。
在《乡土重建》中，费孝通再次回应了托尼的城乡关系命题。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向来是城市依靠乡村的补给而得以延续，城市本身是个消费体，并不是生产性的社区，但由于掌握土地与政治资本，一直与乡村保持微弱的联系；西方工业产品的入侵，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微弱联系，都市破产，乡村变得更加自给自足。费孝通提出要重建中国的乡土社会，首先应该是要重建城镇，规避以往不在地主靠地租获得收入的方式。“在都市方面，最急的也许是怎样把传统的市镇变质，从消费集团成为生产社区，使市镇的居民能在地租和利息之外找到更合理，更稳定的收入。”这样才能重建一个互助的城乡关系。
当现代都会在20世纪的中国崛起之后，商业资本夷平了以往分散的乡土工业，几无反馈地榨取中国乡村，中国的乡村就“瘫痪”了。城乡之间的传统联系被切断，坚韧的小农经济蜷缩回更加自给自足的状态。即使在灾荒之年，小农因为具有自身匮乏经济的节欲传统，不至于灭亡。但瘫痪是一种慢性的疾病，不加治疗就会腐蚀生产的能力。尤其在战时状态中，就会导致乡土社会的“日益损蚀”。
如果说城乡之间出现了社会性的“断裂”，那么基层行政的僵化就是一种政治断裂。在费孝通看来，传统基层行政的运作是在一种双轨政治中实现的。一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到了县级就不再往下渗透，乡土社会的日常政治与皇权相距甚远。二是自下而上的自治团体，有绅士乡约代为管制。乡绅与衙门的汇合，就是基层行政体系了。只要双轨运行正常，相对来说就是有机的基层政治体系。但是，当保甲制度把“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筑到每家的门前，最近要实行的警管制更把这轨道延长到了门内”之后，国家力量试图以单一的“保长”行政角色统合乡绅与衙门，双轨制度和自治体系的有机性便被破坏了。也就是说，传统的代表性力量被悬置了。尤其是那种具有乡土责任担当的贤士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里，费孝通用了很大笔墨说明自己不是在为绅士辩护，而是强调原本有机的上下联系和自治方式被现代政治制度所抽空，却没有有效的替代，反而导致淤塞。
由此，费孝通找到了乡土重建的重要切入点。“从基层乡土着眼去看中国的重建问题，主要的目的是怎样把现代知识输入中国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基地里去。输入现代知识必须有人的媒介。知识分子怎样才能下乡是一个重建乡土的一个基本问题。”都市工业对乡土社会的过度汲取以及政治体系对双轨制度的破坏，导致了乡土社会的日益破败，土地权外流，人才不归，传统乡土落叶归根的有机传统以及储备人才的功能也在日益衰竭。一些没有归乡和无法归乡的人才聚集在都市，形成了城市“团阀”，利用权势进一步压榨乡村，造成都市和乡村之间日益断裂。托尼有关知识分子、政治官员与社会之间的断裂的命题，被费孝通从一个更为具象的城乡视角进一步唤醒。重建有机的城乡联系是乡土重建的关键出路。
费孝通认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对小农伤害并不大，对地主和知识分子来说却是一个陷阱。农民可以再返回土地求生，城市地主与知识分子却失去了真正的食宿来源。所以，现代工业首先冲击了传统地主依赖土地的食利方式。地主的出路在哪里？费孝通指出，必须适应新的局势，放弃靠地租生活的方式，和农民合作，参与“确立民族工业的阵地”。但是，让地主放弃地租谈何容易？地主的保守性以及在压力面前难以自觉的意识，阻碍了这个可能。但费孝通警告：“特权所给人的享受会向灵魂深处索取它的代价”。现代工业及政治权贵组合的利维坦，会将小农与地主一并吞没。不在地主与知识分子一样，唯有发展工业，并带着现代工业技术下乡，才能有自觉的出路，也为农民和农业找到一条共同的出路。
四、结语
整理托尼的中国研究，目的是要指出青年费孝通在1936年—1949年间的所述所思之中存在怎样的思想火种。理清一段学术传承，对试图理解费孝通文字的后学来说，犹如一面棱镜，可以破除以往学术继替格局的单向度视野。更何况这面镜子是如此清晰、立体。
费孝通对托尼的继承，具有整体性、内发性、变动性、联系性四个面向。其一，对中国文明的观察与乡土发展道路的设计，两者均立足于农业文明的整体性来展开，他们没有执拗地展开对单个问题的考察，而是集合各区域的特殊性来反思总体的复杂图景。其二，农业文明的内发性特征是两者共同坚持的，传统的惯性是当下实践必须考量的因素，他们均认为大而化之的改革注定不接地气。其三，两者均在动态的研究框架中去设计中国的救世道路，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同时秉承了托尼及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路径，他将当代乡村视为传统力量与变革力量的“接触场”。其四，两者设计的方案都是基于交互视野上的系统观，政治经济改革、社会重组以及文化变迁中的各个因素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除了继承，还有创新。第一，费孝通修正了托尼的不在地主假设，即不是因为城市资本的利润取向导致了不在地主的大量发生，而是因为乡土社会本身工业传统的衰弱导致外来工商业的入侵。土地被典当的原因不是为了利润，而是生活的逼迫所致。原先的手工业、农业、文化体系以及城乡关系是互为嵌套的，但这种平衡被外来力量所阻断。第二，费孝通不仅倡导大城市的现代工业建设，而且更加提倡分散性的乡土工业，并且，这种乡土工业实践应该是与农村社会合作组织的改造并举的。费孝通提倡的工业道路是多元的，不同类型的都市、城镇的工业道路各不相同，对于乡村来说，只有那种分散的工业建设才能反哺农村。第三，托尼称中国农业经济是一种“饥饿经济”，费孝通则将其称为“消遣经济”与“匮乏经济”，即能忍受欲望的诱惑，从而实现生命的继替。在今天看来，如果这种文化经济的特征还能保留，或许仍将成为未来中国抵抗世界性经济风险的文化保护墙。第四，托尼和费孝通都认为，乡土社会的复原需要同时召唤负责任的基层官员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回归，但费孝通看得更清楚的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基层官员很可能是同一类人，他们不仅需要克服双重利益立场，而且要同时贯通庙堂之上的意志和底层社会的需求，从多个角度恢复以往双轨经济中的有机性特征。
回头来看，托尼与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方案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当今中国学界围绕土地经营道路问题，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但学界提出的任何一条路径，似乎都与费孝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却缺乏系统的说明与反思。但不论是评估今天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还是重建乡土社会的互助经济；不论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观察农业实践，还是从文化人类学出发考证经济行动的文化惯性，费孝通与托尼对文明的共同判断，以及他们从具体的城乡关系之中去探寻中国乡土重建方案的做法，都值得作为当代实践的参照。
黄志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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